明明已經預立遺囑，女兒卻不忍拔管...醫院關懷師：別用愛為名，阻止我們替親人做最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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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是很難的事。有時候，我們在「關懷」的偽裝下，以愛為名，用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願放手。

一位80歲病患的主治醫師，要求我參加一個「家庭會議」。這是主治醫師和病人家屬會面的場合，為了彼此要在某個特定的醫療問題上達到共識或做出決定。

凱斯伯太太已經使用人工呼吸器超過一個禮拜了，她不能自己呼吸。

她曾有簽署過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縮寫AD），有時也稱預立遺囑（Living Will）。係由病人預先擬定並且簽署的法律文件，目的是用於病人罹患嚴重的疾病或失能，無法為自己發聲時，這文件可為他們表達，在醫療上想要如何地被對待。

預立醫療指示有多種形式，不過大部分都包含結束生命、人工灌食和給水，以及安寧照料方面的指示。應用於結束生命方面，一個人可以決定使用現有醫療照顧來盡量延長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決定不再讓生命繼續下去—例如病人處於沒有意識的狀態，並且回復意識的機會渺茫，或是處於一種無法治癒也無法逆轉的情況，並且即將死亡之時。應用於人工灌食和給水方面，病人可以選擇要不要用鼻胃管提供生命所必須的「養分」和「水分」。應用於安寧照顧方面，一個人可以選擇是否接受治療來減少疼痛，即使這種治療會導致死亡，或是縮短生命。病人住院時，醫院的標準程序會要求病人提供一份預立醫療指示。醫院當然很鼓勵病人提供這些文件，即使是年輕的病人。關懷師在實習時，也被鼓勵擬定一份這樣的文件。

在她的預立醫療指示中，凱斯伯太太很清楚地表示，她不願意靠呼吸器來維生。同時，在這份預立醫療指示中，她也指定了兩個人，在自己無法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時，替她做決定。她的第一順位代理人是最小的女兒瑪利安，如果她不在，會由二兒子傑生會做決定。由於瑪利安和傑生在要不要停止使用呼吸器這件事上意見不同，因此，才需要開這個家庭會議。

房間裡擠滿了人，除了凱斯伯太太的家人，有主治醫師、一位護理師、當然還有我。醫師向大家做了凱斯伯太太的醫療簡報與目前狀況：她還是沒有意識，而且不能自主呼吸，並且她的情況不太可能改變。接著，醫師一字一字地念了凱斯伯太太的預立遺囑：「如果我進入了植物人狀態，以下是我的囑咐—我不要接受維生醫療措施。」

房間裡一片死寂。醫師和我彼此對望，也看了看在場的每一位。每個人都低著頭；沒有人抬頭。主治醫師想要說些什麼，但是我輕輕地搖搖頭表示：給他們一點時間吧。關掉凱斯伯太太的維生醫療機器，就是要讓她走了。這些孩子正決定，應該要讓他們的媽媽生，還是死？醫院可以讓院方的法務部門介入，經由法院來執行凱斯伯太太的預立遺囑，但是醫護人員總是希望盡量由家人來解決問題。

「我已經準備好，要讓媽媽走了。」傑生低著頭說。

瑪利安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用雙手摀著臉說：「媽媽生病的時候，只有我們可以依靠。才幾週前，她復原得很好，大有進步。她甚至坐起來，還試著跟我講話。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沒有看到，但我在，我看到的！」其他人都不作聲。

「瑪利安，我了解妳不想讓媽媽失望。妳是在想，萬一她還有機會好起來，對不對？」我試著讓她知道，她說的話有被聽到。

「正是！但我不是神，我不想扮神的角色！該怎麼辦，關懷師？」

無論是否有正式地被賦予這樣的權力，神職人員的角色常常帶有某種權威。神職人員可以，有時也會，利用這樣的權威感，在有些狀況下，它是蠻好用的。

醫師急切地看向我這邊，希望我可以說些什麼，讓瑪利安做出一個符合一般想法的決定。畢竟，到目前為止她是唯一有著不同於其他人看法的人，但她也是法律上所指定的決定者。

我看著瑪利安的眼睛—她的痛苦是如此沉重、明顯，我甚至感覺可以觸碰到它的存在。這裡沒有什麼是「正確」的決定。無論她的決定是什麼，她都必須自己承擔。沒有什麼邏輯推理，或是損益評估，可以幫她做出決定，或是保護她，讓她事後不會深感後悔。

「如果妳媽媽現在就和我們一起坐在這裡，妳覺得她會說什麼？」我輕聲地提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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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是很難的事。有時候，我們在「關懷」的偽裝下，以愛為名，用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願放手。

一位80歲病患的主治醫師，要求我參加一個「家庭會議」。這是主治醫師和病人家屬會面的場合，為了彼此要在某個特定的醫療問題上達到共識或做出決定。

凱斯伯太太已經使用人工呼吸器超過一個禮拜了，她不能自己呼吸。

她曾有簽署過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縮寫AD），有時也稱預立遺囑（Living Will）。係由病人預先擬定並且簽署的法律文件，目的是用於病人罹患嚴重的疾病或失能，無法為自己發聲時，這文件可為他們表達，在醫療上想要如何地被對待。

預立醫療指示有多種形式，不過大部分都包含結束生命、人工灌食和給水，以及安寧照料方面的指示。應用於結束生命方面，一個人可以決定使用現有醫療照顧來盡量延長自己的生命，或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決定不再讓生命繼續下去—例如病人處於沒有意識的狀態，並且回復意識的機會渺茫，或是處於一種無法治癒也無法逆轉的情況，並且即將死亡之時。應用於人工灌食和給水方面，病人可以選擇要不要用鼻胃管提供生命所必須的「養分」和「水分」。應用於安寧照顧方面，一個人可以選擇是否接受治療來減少疼痛，即使這種治療會導致死亡，或是縮短生命。病人住院時，醫院的標準程序會要求病人提供一份預立醫療指示。醫院當然很鼓勵病人提供這些文件，即使是年輕的病人。關懷師在實習時，也被鼓勵擬定一份這樣的文件。

在她的預立醫療指示中，凱斯伯太太很清楚地表示，她不願意靠呼吸器來維生。同時，在這份預立醫療指示中，她也指定了兩個人，在自己無法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時，替她做決定。她的第一順位代理人是最小的女兒瑪利安，如果她不在，會由二兒子傑生會做決定。由於瑪利安和傑生在要不要停止使用呼吸器這件事上意見不同，因此，才需要開這個家庭會議。

房間裡擠滿了人，除了凱斯伯太太的家人，有主治醫師、一位護理師、當然還有我。醫師向大家做了凱斯伯太太的醫療簡報與目前狀況：她還是沒有意識，而且不能自主呼吸，並且她的情況不太可能改變。接著，醫師一字一字地念了凱斯伯太太的預立遺囑：「如果我進入了植物人狀態，以下是我的囑咐—我不要接受維生醫療措施。」

房間裡一片死寂。醫師和我彼此對望，也看了看在場的每一位。每個人都低著頭；沒有人抬頭。主治醫師想要說些什麼，但是我輕輕地搖搖頭表示：給他們一點時間吧。關掉凱斯伯太太的維生醫療機器，就是要讓她走了。這些孩子正決定，應該要讓他們的媽媽生，還是死？醫院可以讓院方的法務部門介入，經由法院來執行凱斯伯太太的預立遺囑，但是醫護人員總是希望盡量由家人來解決問題。

「我已經準備好，要讓媽媽走了。」傑生低著頭說。

瑪利安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用雙手摀著臉說：「媽媽生病的時候，只有我們可以依靠。才幾週前，她復原得很好，大有進步。她甚至坐起來，還試著跟我講話。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沒有看到，但我在，我看到的！」其他人都不作聲。

「瑪利安，我了解妳不想讓媽媽失望。妳是在想，萬一她還有機會好起來，對不對？」我試著讓她知道，她說的話有被聽到。

「正是！但我不是神，我不想扮神的角色！該怎麼辦，關懷師？」

無論是否有正式地被賦予這樣的權力，神職人員的角色常常帶有某種權威。神職人員可以，有時也會，利用這樣的權威感，在有些狀況下，它是蠻好用的。

醫師急切地看向我這邊，希望我可以說些什麼，讓瑪利安做出一個符合一般想法的決定。畢竟，到目前為止她是唯一有著不同於其他人看法的人，但她也是法律上所指定的決定者。

我看著瑪利安的眼睛—她的痛苦是如此沉重、明顯，我甚至感覺可以觸碰到它的存在。這裡沒有什麼是「正確」的決定。無論她的決定是什麼，她都必須自己承擔。沒有什麼邏輯推理，或是損益評估，可以幫她做出決定，或是保護她，讓她事後不會深感後悔。

「如果妳媽媽現在就和我們一起坐在這裡，妳覺得她會說什麼？」我輕聲地提出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