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解：為什麼我們那世代無關緊要的小事，在這世代卻成了成年子女口中無法抹滅的童年創傷？

子女經常以「父母造成傷害」作為疏遠的理由。這對現今有成年子女的父母親來說形成了挑戰。因為年輕子女所認定的傷害或輕忽行為，在先前任一世代的人眼裡，多半是無關緊要的小事。但我們必須理解，不論你有多愛你的孩子、多麼投入或投資多少在孩子身上，成年子女是用自己的尺規去衡量你的教養方式。

它與你將子女養大的那把尺，標準大不相同。他們的衡量基礎是更有組織的童年觀念，會詳細分析及研究更複雜的身分認同和心理情緒。

例如，有一名年輕女性在《紐約時報》近期的文章〈Z世代：他們如何形容自己〉(Generation Z: Who They Are in Their Own Words)表示：「我們用父母不曾想過的工具和語言去理解身分認同。」沒錯，正是如此。但這為何重要呢？重要之處在於，父母在年輕成年子女對其自我的理解，占據比從前更顯著的地位。心理治療的語言，透過《歐普拉秀》(Oprah)、《菲爾醫生》(Dr. Phil)等節目，或幫助網友自我診斷是否罹患《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所列各項疾病的自助網站，滲入了我們的文化。更驚人的是，過去10年，年輕世代接受心理治療的頻率更勝以往任何世代，而且所要承受的汙名大幅消減。也因此，有《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作家稱千禧世代為「心理治療世代」。

許多父母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得知子女的治療師如何看待他們的教養方式。一名年輕成年兒子告訴媽媽：「我以前覺得自己有很不錯的童年。但找心理治療師談過之後，我發現童年時的焦點都在妳身上，而不是我自己。」觀點的落差，可能來自對良好童年的定義改變，因此涉及何謂好的教養方式。心理學家尼克．哈斯蘭(Nick Haslam)表示，這30年來虐待、創傷和忽視的定義擴大涵蓋愈來愈多癥候，並將從前認定正常的經驗病理化。哈斯蘭寫道：「先前可能認定為道德淪喪(如藥物濫用)、壞習慣(如飲食失調)、個人缺陷(如性功能障礙)、醫療問題(如睡眠障礙)、性格缺點(如害羞)或普通的童年波折，現在都受心理疾病這把大傘庇蔭。」在後面推出的幾版《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心理疾病項目大增，從1952年初版的47種情況，到第4版變成300種情況。正因為如此，才有人指控《心理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作者群和精神病學領域善於「製造疾病」。

現今對創傷的定義標準，比30年前低了許多。不須嚴重威脅生命，或有使肢體受重傷的疑慮，也不須落在正常人類經驗外，都能定義為創傷。既不須在絕大多數的人身上引發鮮明痛苦，也不須使受創傷的人顯著痛苦。換言之，如果我說你虐待、忽視、霸凌我、對我造成精神創傷，你就是虐待、忽視、霸凌、使我精神受創。如哈斯蘭所寫，現在人們根據孩子對相關行為的看法，來評判父母是否有情緒虐待、創傷或疏忽的情況，即便在外人眼中立意良善，或與父母本意、情緒無關之舉也是如此。重點在於「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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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痛苦經驗視為身分認同

年輕世代也更有可能將痛苦的童年經歷融入身分認同的描述，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景況。壓力、掙扎、痛苦事件，過去被當作與家庭存續有關的問題(最好自己知道就好)，而現在，不論好壞，一律被視為改變或轉化人生的事件。從好處看，這個傾向能提升自我意識，也為打造更堅固的人際關係(不只親情，還包括友情、愛情)提供了所需的語言和地圖。但反過來看，則可能過度強調某些「不說出口」或「看開一點」比較好的情緒。

誠然，許多孩子曾經遭受父母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嚴重忽略，而可能留下一輩子的傷疤。過去30年擴大納入引致傷痛或創傷的事件，也有助於人們用語言表達從前無法言傳的感受。但我們先入為主認定了父母是影響子女人生的主因，而且現在被列入可診斷疾病的許多創傷因素，其實應該屬於正常、可接受的教養方式 ─ 事實是，不論父母親是否有過當的管教行為，成年子女都有可能對父母抱持實際上並不公平的強烈不滿。

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研究顯示，擴大心理疾病範圍，納入愈來愈多經歷，可能會讓人感覺能動性差、對復原機會抱持較悲觀看法、失去主導自身挑戰的信心。在喪失希望的情況下，魯莽而行的疏遠之舉，會變成一種獲得權力的方法，具有高度吸引力。雖然家庭衝突或想遠離家庭衝突的念頭並非新鮮事，但將與家庭成員的疏遠關係視為個人成長和成就的展示，可謂前所未見的觀點。

問題由此而生。許多以兒童發展為基礎所衍生的談話治療與心理勵志書籍，仍然假設父母是孩子日後發展最重要的決定因子。這些假定根源於：洛克和盧梭已然過時的「白板說」、佛洛伊德頗受疑慮的性心理發展階段以及他對壓抑和記憶的看法、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約翰．華生(John Watson)所謂「行為主義能打造父母心中任何理想成人」的浮誇主張。

儘管現代研究對這廣泛為人接受的觀念提出了挑戰，還是有家庭被這些有問題的論調弄得四分五裂。如發展心理學家艾利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在《教養是一種可怕的發明：解救現代直升機父母的親子關係人類學》(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 What the New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Tells U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所言，父母「不是建築師，更像是園丁」。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則進一步闡述：「若園丁的工作是培植和修剪植物，好讓它長成某一種樣子，那麼父母也不是園丁」。

探討「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的現代心理模式，帶成年人踏上一條自我探索的路，渴望細細搜出、排除阻擋幸福的個人特質，以及我們堅信在源頭引發問題的人。美國人多半傾向從家庭著手，追本溯源，探究是什麼造成自己個性拘謹、焦慮或有容易失敗的傾向，妨礙成長和成就。如文化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所寫，現代人喜歡用「回頭追究」的方式來細數痛苦：「何謂失衡家庭？成員需求未獲得滿足的家庭。如何知道成員需求未在童年時獲得滿足？檢視當前狀態即可了解。」或如莉莉安．海爾曼(Lillian Hellman)在《悔筆》(Pentimento)所寫：「有些人提出過多讓他們寬心的勝利或快樂事蹟，其他人則緊抓真實與想像的痛苦，為自己現在的模樣找藉口。」

尤其是，現今的治療法、心理勵志書籍，甚至12步計畫團體，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認為克服內心障礙就能成功。這些概念影響我們對人生的定義以及我們對因果的看法，導引人們藉由尋找和解決過去的障礙，通往未來的成功，反倒使人偏離更有可能的肇因。如家庭歷史學家史蒂芬妮．昆茲(Stephanie Coontz)在《我們從未如此：美國家庭與懷舊陷阱》(The Way We Never Were: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所指，就貧窮的勞工階級來說，將「孩子成長得如何」怪罪到父母頭上很不公平。研究指出，貧窮與社會階級低落會產生社會動力，致使這個社會階級的父母，在同儕團體方面能夠施予孩子的影響，比其他階級的父母小。

作者簡介_約書亞．柯曼博士 Joshua Coleman, PhD

心理學家、美國當代家庭研究協會（Council of Contemporary Families）資深成員；該組織匯集頂尖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及人口學家，為家庭提供與時俱進的研究結果與工具。FOX、CNN、NBC 電視台御用心理學家，常受邀出演《今日秀》、《早安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20》。著文散見於《CNN》、《紐約時報》、《財星》、《今日心理學》、《美國世界報》、《哈芬登郵報》等媒體。。

本文摘自三采出版《離巢的孩子，被分手的父母[3]》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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