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眼中的臺灣怪醫：醫病關係，台灣遺失的信任，卻在非洲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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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醫生怎麼可以態度不好！」小病人的舅舅高分貝大喊，並作勢往前衝向我。

起因就在於我的一句話：「把小朋友固定好，看喉嚨才不會受傷。」前面沒有加一個「請」字，口氣也不夠「溫柔」。

在這個充滿發燒與嘔吐的週日急診，眼前的小病人正奮力抗拒作檢查，死命咬著壓舌板。媽媽在一旁跟著啜泣起來，舅舅不爽地說：「你怎麼可以沒有同理心？我從剛剛進來到現在已經忍很久了，我要客訴你！…」病人的舅舅劈頭開罵了五分鐘。

病人舅媽不斷跟舅舅說：「你不要這麼兇。」我只能等舅舅罵完，並無奈地看著虛弱的病人。

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臺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這三年來在急診看盡各式的病人，幸運的是，目前還沒被打，只接到公關室說：「OOO的家屬投訴你沒有開他指定的藥」。我想每位醫者跟家屬一樣，都希望患者健康快樂，所以每次我看到醫護人員被告、被打，或是被投訴態度差勁，我都深深覺得難過。這也讓我想起西非那遙遠又悶熱的急診室裡發生的故事。

某天，在友誼醫院（臺灣醫療團所在地）急診室來了一位年輕女性，不斷在病床上翻來覆去、滿臉痛苦，正用盡全力地在呼吸著空氣。「氣喘發作吧……」我猜想。在臺灣遇到這樣的患者，我們會快速提供氧氣，以及連續性吸入型的支氣管擴張劑，注射類固醇針劑快速抑制發炎反應。

但在布國的急診室，我左看右望才盼到當地護士慢吞吞地翻查著病人，十幾分鐘過去了，卻只完成一個動作──量體溫。接著，當地醫生便放任病人繼續躺在床上扭動掙扎。所幸十幾分鐘後，一位家屬急忙跑來，將一小瓶「支氣管擴張噴劑」塞到病患口中。接下來的20分鐘，病人靠著僅有的一小瓶噴劑努力「活著」。

布國的急診室如此「不急」是有原因的，當地實行徹底的醫藥分業，醫師診查完只會開立處方箋。接下來，端看家屬能用多快的時間、有多少錢買到藥物回來，就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治療。更誇張的是常聽聞開刀的時候，傷口的縫線不夠，醫師只能開到一半再趕緊請病人家屬買線回來繼續縫。

臺灣與非洲，不只是醫療模式不同，連醫病關係也是迥異。

某天，11歲的娜娜（Nana）和媽媽來到我的門診。兩人一坐下，我就問門診助理：「她們是來看癲癇的嗎？」一語中的，嚇得助理以為我是專治癲癇的神醫，直問我怎麼看出來的。

「看小女孩的眼神啊，有點不一樣。」因為娜娜的癲癇從來沒治療過，我詢問媽媽：「我們先吃藥控制看看好嗎？」「當然，你是醫生。我相信你啊！」「好吧，那我來決定怎麼治療。」我替娜娜開了基本的抗癲癇藥物，並請她過一陣子回診。

其實無論在臺灣或是布吉納法索，病人都期待生病的時候遇見未卜先知的「神醫」，最好用看、或用聽的就知道病人出了什麼問題；如果什麼檢查都不必做，甚至什麼藥都不用吃、病就會好，那就是神醫中的神醫了。可惜現實總是事與願違，在臺灣，當病人認知現代醫學沒有那麼厲害，各式檢查與藥物都有其極限，期待出現了落差，醫病關係也因此惡化。我們常在醫院裡聽到：「醫生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都檢查不出個所以然」、「吃什麼藥都不會好」、「住院住很久也沒有治好」…之類的抱怨。

不同的是，我在布吉納法索大部分的患者，對於醫生都是畢恭畢敬的，醫病關係充滿「包容」與「信任」。他們會放手讓我決定所有醫療行為，更是完全信任醫護人員、坦然接受目前醫療的極限。

在臺灣，醫師說什麼病患就信什麼的「父權模式」的醫病關係已經過時，轉為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新醫療模式，醫師和病人對疾病衍生出的身心靈問題綜合討論，再決定治療的方式。帶著「臺式醫療想法」的我，反倒像個格格不入的「外人」。我常以尊重患者的角度詢問：「你希望我怎麼幫你？」、「你希望什麼時候回來門診追蹤？」、「我建議做這個檢查，你同意嗎？」……這些都是我在臺灣絕對不能省略的話，但用在布國病人的身上，他們反而覺得我是奇怪的醫生、為什麼總問那麼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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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醫生怎麼可以態度不好！」小病人的舅舅高分貝大喊，並作勢往前衝向我。

起因就在於我的一句話：「把小朋友固定好，看喉嚨才不會受傷。」前面沒有加一個「請」字，口氣也不夠「溫柔」。

在這個充滿發燒與嘔吐的週日急診，眼前的小病人正奮力抗拒作檢查，死命咬著壓舌板。媽媽在一旁跟著啜泣起來，舅舅不爽地說：「你怎麼可以沒有同理心？我從剛剛進來到現在已經忍很久了，我要客訴你！…」病人的舅舅劈頭開罵了五分鐘。

病人舅媽不斷跟舅舅說：「你不要這麼兇。」我只能等舅舅罵完，並無奈地看著虛弱的病人。

從西非布吉納法索的臺灣醫療團回到馬偕醫院，這三年來在急診看盡各式的病人，幸運的是，目前還沒被打，只接到公關室說：「OOO的家屬投訴你沒有開他指定的藥」。我想每位醫者跟家屬一樣，都希望患者健康快樂，所以每次我看到醫護人員被告、被打，或是被投訴態度差勁，我都深深覺得難過。這也讓我想起西非那遙遠又悶熱的急診室裡發生的故事。

某天，在友誼醫院（臺灣醫療團所在地）急診室來了一位年輕女性，不斷在病床上翻來覆去、滿臉痛苦，正用盡全力地在呼吸著空氣。「氣喘發作吧……」我猜想。在臺灣遇到這樣的患者，我們會快速提供氧氣，以及連續性吸入型的支氣管擴張劑，注射類固醇針劑快速抑制發炎反應。

但在布國的急診室，我左看右望才盼到當地護士慢吞吞地翻查著病人，十幾分鐘過去了，卻只完成一個動作──量體溫。接著，當地醫生便放任病人繼續躺在床上扭動掙扎。所幸十幾分鐘後，一位家屬急忙跑來，將一小瓶「支氣管擴張噴劑」塞到病患口中。接下來的20分鐘，病人靠著僅有的一小瓶噴劑努力「活著」。

布國的急診室如此「不急」是有原因的，當地實行徹底的醫藥分業，醫師診查完只會開立處方箋。接下來，端看家屬能用多快的時間、有多少錢買到藥物回來，就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治療。更誇張的是常聽聞開刀的時候，傷口的縫線不夠，醫師只能開到一半再趕緊請病人家屬買線回來繼續縫。

臺灣與非洲，不只是醫療模式不同，連醫病關係也是迥異。

某天，11歲的娜娜（Nana）和媽媽來到我的門診。兩人一坐下，我就問門診助理：「她們是來看癲癇的嗎？」一語中的，嚇得助理以為我是專治癲癇的神醫，直問我怎麼看出來的。

「看小女孩的眼神啊，有點不一樣。」因為娜娜的癲癇從來沒治療過，我詢問媽媽：「我們先吃藥控制看看好嗎？」「當然，你是醫生。我相信你啊！」「好吧，那我來決定怎麼治療。」我替娜娜開了基本的抗癲癇藥物，並請她過一陣子回診。

其實無論在臺灣或是布吉納法索，病人都期待生病的時候遇見未卜先知的「神醫」，最好用看、或用聽的就知道病人出了什麼問題；如果什麼檢查都不必做，甚至什麼藥都不用吃、病就會好，那就是神醫中的神醫了。可惜現實總是事與願違，在臺灣，當病人認知現代醫學沒有那麼厲害，各式檢查與藥物都有其極限，期待出現了落差，醫病關係也因此惡化。我們常在醫院裡聽到：「醫生都不知道我生什麼病」、「都檢查不出個所以然」、「吃什麼藥都不會好」、「住院住很久也沒有治好」…之類的抱怨。

不同的是，我在布吉納法索大部分的患者，對於醫生都是畢恭畢敬的，醫病關係充滿「包容」與「信任」。他們會放手讓我決定所有醫療行為，更是完全信任醫護人員、坦然接受目前醫療的極限。

在臺灣，醫師說什麼病患就信什麼的「父權模式」的醫病關係已經過時，轉為提倡「以病人為中心」的新醫療模式，醫師和病人對疾病衍生出的身心靈問題綜合討論，再決定治療的方式。帶著「臺式醫療想法」的我，反倒像個格格不入的「外人」。我常以尊重患者的角度詢問：「你希望我怎麼幫你？」、「你希望什麼時候回來門診追蹤？」、「我建議做這個檢查，你同意嗎？」……這些都是我在臺灣絕對不能省略的話，但用在布國病人的身上，他們反而覺得我是奇怪的醫生、為什麼總問那麼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