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診間就對我視而不見...」一個重度憂鬱女孩告白：願意脫下醫師袍，和我一起去看海，才是關心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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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瀏覽網頁的瞬間，連結進入這令人驚訝的「醫病平台」，此時此刻，我於精神科治療重度憂鬱症伴隨邊緣性人格障礙已有6年之久。這6年期間，從一開始的民間身心診所就診，而在回診近一年後，因情緒的起伏，醫生發現我這個個案已不是由藥物可以治療，進而轉介心理諮商師介入一併治療。在那時我並不了解所謂的「醫病關係」，因為我還停留在一般民眾對醫院醫生看診的印象一樣，醫生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在診所的院長及心理師治療了好些日子，狀況超出醫生及心理師預期的範圍，生平第一位心理師在我的一次言語中帶有失控情緒後，無預警的中止原本已安排好的心理治療。在那一刻的當下，我猶如被宣判死刑，整個治療的過程，從診間的醫生一直延伸到心理諮商師，我的內心除了因為憂鬱纏身無法自制，更因突如其來被中斷心理治療，而感受到醫生和病人之間就像是一場生意的買賣，因為我就是一筆活生生的失敗買賣。

雖然在很短的時間，我被轉診到區域大型醫院急性病房治療了6年的時間，我換了9位精神科醫師及5位心理師，其中不乏有大醫院的臨床心理師及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甚至有連一面都未見上，就在治療前一天臨時喊中斷的專業心理師。心理師只告訴我，沒足夠能力接我這個case（個案），這是多麼令人錯愕及荒謬的回答。

長年的精神治療，病況除了受到環境的影響，其實說穿了，在這精神治療的期間內，漸漸感受到醫病關係在病人有無機會能好轉是很重要的關鍵，它幾乎等同是開啟生命的一把鑰匙。

精神治療上的醫病關係是一個極度特殊的關係，同時身為病人的我甚至認為，因為精神科的疾病有別於其他各科，醫生和病人之間小心翼翼的互動程度，堪比大家在對於AIDS（愛滋）病患的那種小心。在精神科的治療，醫病關係是否能延續，醫病關係的倫理隨著佛洛依德的理論，它像有著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一樣，醫生必需和精神科病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這樣的不成文規定定義出來醫病關係，在醫生和病人的心裡，意義完全是相反的。

更換我的多位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師，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又換了一位治療者，但對身為病人的我而言，正因為感受到醫病關係的變化，所以中止了治療，同時也再度加重病情。

在醫病關係受到精神醫療的理論捆綁下，為了避免病人的不當移情作用，造成醫生的困擾，醫生絕大部份也可以說幾乎是完全隨著佛洛伊德理論中心打轉。但當一個真正需要受到心理治療的患者，感受到的不是醫者的父母心，而是對於病患的害怕及恐懼，這無疑宣告著這病人等同於沒有重生的機會。

雖然醫療者盡力表現出完全的傾聽與同理，但真正的感受是在患者身上，即便現今的台灣以不如幾十年前，對精神科患者有著極度排斥的現象。但要說進步，也和歐美地區差異甚大。大家普遍還是難以接受家人在做精神方面的治療。

精神治療的漫長路途裡，和病人最緊密的關係，除了家人就是精神醫療者。家人的不能理解，已在治療過程中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在唯一能信賴的醫療者身上，感受到其醫病關係的疏遠、醫生的害怕、護理人員的小心翼翼，那無疑是另一種更大的刺激。

當病人很認真的在敘述每一次過往的事件，那都是一件件椎心的刺痛。反覆的在診間與醫生或心理諮商師討論，不少的醫生選擇以「精神臨床個案經驗」來做結尾，然後予以投藥治療，再預約下回拿藥時間。剛才在那個治療時間裡，醫療者的用心傾聽，病人卻感受不到，「同理心」在精神醫療是非常必須的。

隨著幾次的住院治療及不斷的更換精神科醫師到現在，甚至身邊已找不到適合的心理諮商師。在約3、4年前，於住院後8個月，病況略有好轉進而返回職場，在職場的安排下和一位鄭婉汝醫師開始接觸。當然這又是重新再來的治療，雖然本身是女患者，但卻莫名懷疑起女性精神科醫師專業，也許就是過往太多不好的治療經驗，在被醫療者刻意劃出醫病關係的界線，讓我對醫生、尤其是精神科醫生及心理師特別有種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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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瀏覽網頁的瞬間，連結進入這令人驚訝的「醫病平台」，此時此刻，我於精神科治療重度憂鬱症伴隨邊緣性人格障礙已有6年之久。這6年期間，從一開始的民間身心診所就診，而在回診近一年後，因情緒的起伏，醫生發現我這個個案已不是由藥物可以治療，進而轉介心理諮商師介入一併治療。在那時我並不了解所謂的「醫病關係」，因為我還停留在一般民眾對醫院醫生看診的印象一樣，醫生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在診所的院長及心理師治療了好些日子，狀況超出醫生及心理師預期的範圍，生平第一位心理師在我的一次言語中帶有失控情緒後，無預警的中止原本已安排好的心理治療。在那一刻的當下，我猶如被宣判死刑，整個治療的過程，從診間的醫生一直延伸到心理諮商師，我的內心除了因為憂鬱纏身無法自制，更因突如其來被中斷心理治療，而感受到醫生和病人之間就像是一場生意的買賣，因為我就是一筆活生生的失敗買賣。

雖然在很短的時間，我被轉診到區域大型醫院急性病房治療了6年的時間，我換了9位精神科醫師及5位心理師，其中不乏有大醫院的臨床心理師及知名的精神科醫師，甚至有連一面都未見上，就在治療前一天臨時喊中斷的專業心理師。心理師只告訴我，沒足夠能力接我這個case（個案），這是多麼令人錯愕及荒謬的回答。

長年的精神治療，病況除了受到環境的影響，其實說穿了，在這精神治療的期間內，漸漸感受到醫病關係在病人有無機會能好轉是很重要的關鍵，它幾乎等同是開啟生命的一把鑰匙。

精神治療上的醫病關係是一個極度特殊的關係，同時身為病人的我甚至認為，因為精神科的疾病有別於其他各科，醫生和病人之間小心翼翼的互動程度，堪比大家在對於AIDS（愛滋）病患的那種小心。在精神科的治療，醫病關係是否能延續，醫病關係的倫理隨著佛洛依德的理論，它像有著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一樣，醫生必需和精神科病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這樣的不成文規定定義出來醫病關係，在醫生和病人的心裡，意義完全是相反的。

更換我的多位精神科醫師及心理師，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又換了一位治療者，但對身為病人的我而言，正因為感受到醫病關係的變化，所以中止了治療，同時也再度加重病情。

在醫病關係受到精神醫療的理論捆綁下，為了避免病人的不當移情作用，造成醫生的困擾，醫生絕大部份也可以說幾乎是完全隨著佛洛伊德理論中心打轉。但當一個真正需要受到心理治療的患者，感受到的不是醫者的父母心，而是對於病患的害怕及恐懼，這無疑宣告著這病人等同於沒有重生的機會。

雖然醫療者盡力表現出完全的傾聽與同理，但真正的感受是在患者身上，即便現今的台灣以不如幾十年前，對精神科患者有著極度排斥的現象。但要說進步，也和歐美地區差異甚大。大家普遍還是難以接受家人在做精神方面的治療。

精神治療的漫長路途裡，和病人最緊密的關係，除了家人就是精神醫療者。家人的不能理解，已在治療過程中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在唯一能信賴的醫療者身上，感受到其醫病關係的疏遠、醫生的害怕、護理人員的小心翼翼，那無疑是另一種更大的刺激。

當病人很認真的在敘述每一次過往的事件，那都是一件件椎心的刺痛。反覆的在診間與醫生或心理諮商師討論，不少的醫生選擇以「精神臨床個案經驗」來做結尾，然後予以投藥治療，再預約下回拿藥時間。剛才在那個治療時間裡，醫療者的用心傾聽，病人卻感受不到，「同理心」在精神醫療是非常必須的。

隨著幾次的住院治療及不斷的更換精神科醫師到現在，甚至身邊已找不到適合的心理諮商師。在約3、4年前，於住院後8個月，病況略有好轉進而返回職場，在職場的安排下和一位鄭婉汝醫師開始接觸。當然這又是重新再來的治療，雖然本身是女患者，但卻莫名懷疑起女性精神科醫師專業，也許就是過往太多不好的治療經驗，在被醫療者刻意劃出醫病關係的界線，讓我對醫生、尤其是精神科醫生及心理師特別有種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