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鐘身心靈最高休息法》：明明睡飽了卻仍覺得疲憊？用對方法，才能改善不同類型的疲勞

全台約有5萬5000個收容人，有被判刑的受刑人、被羈押的被告，以及正在接受保安處分或感化教育的少年犯等，他們在51個不同的矯正機關中過著與外界隔絕的集體生活，並等待著能夠回到社會的那一天。《關鍵評論網》整理了矯正機關的多項統計數據，包括超收情況、戒護人力、監所收容人的組成、刑期長短、再犯率與假釋情況等，帶大家一同「開箱」向來神祕的監所，以及活在其中「穿著囚服的國民」，他們做了什麼而入獄、入獄後的生活情況。

北部超收最嚴重，看守所爆滿反映的是問題是羈押

從統計數字來看可以發現，全台矯正機關超收情況集中在北部，超收最多的是有「天下第一所」稱號的台北看守所。除了收容雙北地區一到三審的刑事被告之外，包括桃園、新竹、士林、基隆、宜蘭地方法院上訴到二、三審的刑事被告，也通通都關押在此，原本核定的收容人數為2134人，實際收容2606人，超收22％，其中收押禁見的人數更是連年增加。台北監獄超收率也超過20%。

監所關注小組指出，矯正機關在收容人犯時，有個基本原則是要分別收容不同類型的人，例如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開，死刑犯和一般犯人分開。可是因監獄太滿，導致像高雄燕巢的第二監獄內，有死刑犯又有少年犯，門口一大堆招牌，各種不同的功能。

根據他們訪談受刑人的經驗，就曾有死刑犯反應過，不希望自己的獄友是還在開庭受審的人犯，一直來來去去，經常要重新適應。然而實際上進去怎麼關、怎麼分配房間，外界很難監督查證，就算有混住，矯正機關也不會承認，因為這很明顯是違法的，也違反國際公約的基本要求。

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表示，整個矯正體系最麻煩的地方在於資源匱乏，所有決策都圍繞在此，為了應付資源匱乏，經常挖東牆補西牆，把人犯從一個監所移到另一個監所。假如超收率降不下來，就把核定容額提高等，但這些都非長久之計。然而監所擴建困難，可能好不容易和國防部借到一些閒置土地，又因鄰居里長抗議卡關，頂多原建物往上增建。

因為看守所人太多，曾有幾個看守所聯名發文給地檢署，希望他們加快處理被羈押的人犯的案件，結果監察院糾正[1]矯正署，說行政部門不能干預司法、要求法院盡快審理。但陳惠敏認為，看守所的訴求情有可原，人犯羈押的時間過長，就會導致收容壓力過大。

陳惠敏認為，現在羈押時間是個問題，罪刑尚未確定前，任何的剝奪自由都該有充分理由。例如檢察官要辦案，不能讓人犯脫逃或是湮滅證據、串供等，可是有不少人都曾反映，在看守所被羈押數個月，唯一有見過察官或法官就在延長羈押庭，調查幾乎沒進度。這也不免讓人質疑，是否是在「押人取供」？這些人在看守所，因為還不是正式服刑也不能離開舍房去做勞作，每天關房裡和原本的日常生活極大落差下，又不能與外界接觸聯繫，「很多原本不認罪的就認罪了，因為他們太害怕了」。

雖然羈押最後可以抵免刑期，但假如最後是判決無罪呢？陳惠敏表示，檢察體系和司法機關確實可以想想有沒有更快消化處理這些被羈押者案件的方式。

台灣監獄戒護比逐年改善，但仍遠高於國外

經統計2023年8月31日，全台監所戒護人力總數為6076 名，收容人總數為55723 名，戒護比約為1:9.2，也就是1名戒護管理員要負責看管9.2個監所收容人。雖然近年戒護比已持續改善，但相比英美國家、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還是偏高。

根據法務部矯正署109年委託研究計畫「矯正機關性別平等與公務人力評估 - 監獄官與監所管理員考試性別設限之實證研究」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我國矯正機關戒護人力不足造成勤務負擔過重，合理的戒護比至少應降至1：6至1：8之間，目前仍有段距離。

戒護勤務分成「日勤」與「夜勤」兩種。日勤為上班日早上8時上班，當日18時下班，中間備勤2小時，就像一般上班族，每日白天工作8小時。夜勤則為全年不分日夜輪值，上班日是上午8時上班，隔日上午9時下班，值班16小時與備勤9小時。也就是夜勤戒護人員每次上班，勞動與待命時間長達25小時。

監所關注小組指出，相較於日勤，夜勤的人力很少，壓力最大的就是夜勤和假日，因為多數戒護人力都放假的時候，可能會變成一個人要顧上百個受刑人，這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壓力。且夜間也較易遇到有受刑人需要戒護外醫的問題，因為通常都是晚上在舍房內比較容易出狀況，假如有人身體不舒服，管理員就要立刻回報衛生科長，由上級判斷是否要緊急送醫。1個受刑人送醫，需要有2個戒護人員陪同，留下來值班的人力就會更加吃緊。

監所關注小組表示，他們訪問過的管理員都說，值班夜勤時按照規定巡邏，例如要求1條走廊25分鐘走完，平均一個地方停留5秒，整夜來回走時，最希望的就是趕快天亮、不要出事。

陳惠敏指出，雖然管理員也是排班制，理論上應該和醫院一樣，大家都輪班夜勤，但實際上還是有排序，例如老鳥可以先選除夕休假，會有這個默契。矯正體系中潛規則很多，非常像軍隊，也有很強的階級感。讓戒護管理員的工時合理、壓力減輕，是矯正機關很大的挑戰。

法務部在今年4月推出「強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第三版，盼透過檢討必要勤務、強化結護點的輪調等方式來減輕戒護管理員的負擔。

在監獄裡的人都是殺人放火的大壞蛋？

事實上，監獄裡關最多的其實不是殺人、搶劫或性侵犯，而是毒品犯，大約佔了4成。過去第2多的是酒駕犯，也就是觸犯公共危險罪的人。近年隨著詐騙越來越猖獗，現在詐欺犯已經躍升到第2名，毒品、詐欺和酒駕3種罪犯相加就有超過6成以上，也就是全台約5萬5名受刑人當中，有超過3萬3千人都是犯上述3種罪。

刑期長短兩極化，長刑期的收容人最多

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到，監獄中的受刑人，刑期越來越兩極化。其中3年以下短刑期的佔比約15.7%，長刑期的佔比約18.1%。

陳惠敏解釋，法務部2006年起推動「兩極化刑事政策」，其中「寬嚴並進」措施，讓輕罪更輕、重罪更重，但實務上，後者效果更明顯；例如「三振條款」讓累犯再犯時要先把前案刑期服畢才能假釋，重罪者甚至終身不得假釋，還有「數罪併罰」，和過去無期徒刑收容人服刑10年後即有機會申請假釋，現已變為25年。這些是要把他們認為想像中「重複犯罪」的人，留在監所的時間拉長。

這種政策方向會讓收容人刑期變長，也加重監所收容人老化現況，隨之而來的就是監獄高齡化的醫療健康等問題。

假釋很容易，所以判重一點也沒關係？

許多人都以為，入獄服刑只要期滿一半就可以假釋出獄，所以「判重一點也沒關係」，因為刑期有「打5折」，不過根據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受刑人平均都要服滿七成刑期才能獲得假釋，而且近年來假釋的門檻越來越高。

監所關注小組認為，雖然大家不太敢承認假釋是一種恩給，但執行起來就是那種對受刑人施恩的感覺，並非正式的刑罰手段。陳惠敏直言，受刑人可以申請假釋，但能不能過沒人說得準，例如張錫銘案，假釋變得毫無可能但又原因不清。

他觀察到，在申請假釋時，受刑人越來越被要求「和被害人和解、取得原諒」，但並受刑人通常已經必須賠償被害人，能否在審判階段就和解則不一定，而且有些受刑人的犯罪並沒有特定對象，例如可能是隨機搶錢或是偷竊，入獄後也無從找到被害人。另一個問題則是「重複評價」，也就是受刑人已因所犯之罪入監服刑，但當他依法申請假釋時，審查委員再次批評他的罪行重大，因此不給予假釋。

最後則是要求假釋出獄的人必須要有「入住證明」，也就是必須證明自己有地方可以住。但很多受刑人都已和家人關係疏離，實務上也幾乎不可能要求房東出具相關證明，在獄中也沒辦法事先先找房子，導致受刑人為了申請假釋不得不先「借個房子掛名」，這也成為一個假釋的困難門檻。

近年假釋出獄佔比降低，陳惠敏解釋，因為現在假釋的標準提高，光從假釋送審的評估表格就可以看出越來越困難，就監所關注小組長期和受刑人互動的觀察，很少有人可以假釋申請一次就過。加上現行規定為，遭處有期徒刑且執行超過刑期的一半可申請假釋；遭處有期徒刑的累犯超過刑期的2/3，且有具體悔改的表現，才能申請假釋。

由數據就可看出，雖然其中毒品犯佔所有假釋出獄的人犯最多，可是毒品罪的累犯也很多，累犯的門檻又比初犯更高下，整體來講還是多數的受刑人都不容易假釋。

陳惠敏表示，俗稱的「三振條款」中，可以從立法理由[2]看到微妙之處，為何無期徒刑不適用三振條款，有期徒刑才有？因為無期徒刑本來就要25年才能申請假釋，申請了還不一定出得來，以國人平均壽命來看，出來後「餘命」所剩無多，所以不能讓無期徒刑又有三振條款，會給人我國「刑罰嚴峻」的感受。陳惠敏直言，這就是現在台灣刑事政策的長相，也是整體社會對於刑罰的看法，不管是怎樣的重刑犯或是累犯，考量的是出來後還能活多久，「講白話就是讓你關出來可能也差不多了，但不至於讓你死在監獄裡，這是很缺乏人性尊嚴的。」

出獄後，再犯率最高的竊盜和毒品

根據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的研究統計[3]，假釋受刑人復歸社會7年後再犯率為50.1%，出監後13到24個月的再犯率為最高，追蹤至第3年累積再犯率為71.1%，其後再犯率逐年下降。而出獄後再犯率最高的是竊盜罪，有41％的受刑人會再犯。

有一說法認為，竊盜罪非屬重罪，法官通常不會判太重，導致受刑人抱著僥倖心態。監所關注小組認為，在服刑期間多數受刑人並無法習得一技之長，出獄後帶著更生人的身份也很難找到適當工作，他們幾次調查不少受刑人都說「出去以後回家種田，或是做個小生意」。但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資源從事務農或是自行創業，遭遇挫敗後更容易走回老路。

再犯率次高的則是毒品罪，毒品罪本來就佔受刑人中的大宗。根據研究，有不少人在服刑期間，反而有機會建立更綿密、豐富的毒品社群網絡，加上長期與社會隔絕，受刑人離開監所後，還是在和同樣的社群往來，以至於出獄後脫離毒品更加不容易。